贺春兰：卢志文放谈公办名校转制

目前，公办名校转制仍然是政策禁区。但是，正如一位记者所言：“不管政府和群众主动不主动、愿意不愿意、赞成不赞成，甚至是允许不允许，不管来自社会各方的压力有多大，公办名校转制已成不可遏制的潮流。”

这一切，既让人们充分感受到了教育多元化发展的根本趋势和民办教育的顽强生命力，也激起了人们对公办名校转制本身进行深入思考和探究的兴趣，更让我们意识到国家出台公办名校转制运作规范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公办名校能不能在产权层面上实现转制？转制到底给政府、学校和老百姓带来了什么？我们应该鼓励什么样的转制模式？民办教育能不能走出“边缘”，进入中心？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日走访了江苏翔宇教育集团总校长卢志文。翔宇在宝应的公办名校转制实践，本报曾于去年同一时间进行过报道（见朱永新：《探究宝应名校转制》2002年月日）。

卢志文放谈公办名校转制

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  贺春兰

记者：卢校长，公办名校转制，宏观政策不允许，基层却又很积极，您是怎样看待这个现象的？

卢：在对待公办名校转制的态度上，有两种倾向值得关注。一是“盲目冒进”：政府以推进社会事业改革为由“大卸包袱”，不管该转不该转，能转不能转，强制推行，留下发展隐患，引发社会矛盾；二是“无所作为”：宁损事业，不越雷池，怕字当头，消极等待，拆东补西将就着过日子，错失改革良机。

公办名校能否转制，自然不必局限于政策的规定，因为改革就是要突破政策和观念的禁区，不然就不叫改革。检验公办名校转制可行与否，关键还是要看它是否有利于促进教育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有利于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

面对现实，我们需要的不是无谓的指责，而是要去探讨：什么样的公办名校可以转制？公办名校转制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怎样的转制才是成功的？转制后的名校如何实现再发展？

记者：公办名校既然是“名校”，说明已经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为什么还要转制呢？

卢：这个问题说起来话长。公办名校，实际上是政府通过长期高强度财政投入和政策倾斜精心培育的产物，由于资源紧缺，成了纳税人为少数人提供的教育天堂。这本身已经有悖教育公平，再加上固有的体制障碍，名校也染上了“名疾”。

先看收费。因其特殊的垄断地位，公办名校在实际运作中公益性日趋蜕化。其收费标准逐年攀高，再加上名目甚多的赞助费，实际已不亚于民办学校，许多甚至比民办学校有过之而无不及，成了社会对教育收费诟病的源头。

再看招生。公办名校招生季节，“条子”、“面子”、“位子”、“票子”各显神通，择校红红火火。学校也处于两难境地，学额少、生源多，难以取舍。“以分取人”有违素质教育宗旨，“以钱取人”有违社会公平，“以权取人”助长不良风气。现在的普遍情况则是“分数、金钱和关系”样样都要，“一个都不能少”。社会对教育的满意度下降，怨声四起。明眼人都清楚，只要公办名校存在一天，“择校”问题就不可能解决。

三看赞助。公办名校可以收到钱，可以贷到款，日子并不难过，而大量的社会赞助和政策优惠还是要向其倾斜。人们争相给公办名校锦上添花，却不愿给薄弱学校雪中送炭，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优质教育资源的匮乏和垄断。教育的马太效应，让这种匮乏和垄断不断加剧。同样是公办学校，今天，名牌学校和薄弱学校之间的差距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大。问题是，通过各种途径流向公办名校的资金，很多并没有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和审计，资源的利用效率很低，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一个黑洞。

四看管理。公办名校因其产权虚化，容易滋生“国企病”。大锅饭思想、官僚主义作风、穷庙富僧现象、以教谋私泛滥、服务意识淡漠、铺张浪费严重等等，这些过去在国企中出现的“症状”，如今在公办名校中也很为盛行。

我还对公办名校借贷铺张发展，怀有深深的忧虑。公办名校的资金来得容易，可以收到钱，可以贷到款。只要学校的产权是国有的，最后就肯定会由政府给兜着。许多校长直言 “想还就不会贷，想贷就不想还。”那些不顾自身偿还能力而一味借贷的学校，到最后必定会把担子撂给国家，撂给政府。这和国企何其相似！

人们熟知公办名校的症结，也在积极寻求解决的良策。对症下药，同样也可以有多种疗法，我们认为，从机制、体制甚至产权入手的“名校转制”，应该是较为理想的方法之一。

记者：你认为转制真的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吗？

卢：转制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不改革所有问题都解决不了。从我们的实践看，转制带来的变化是非常深刻的。转制后：产权有人关心，资金利用率提高；聘用关系建立，教职工责任感增强；服务宗旨明确，家长满意度上升；内部机制搞活，教职工进取心增强。转制后，在团队内部，“谋事”多了，“谋人”少了；“埋头苦干”多了，“埋怨不平”少了；“压力”有了，“压抑”没了。

记者：解决管理问题的关键应该在制度，我们可以在建立现代学校制度上着力，为什么非得要在产权层面上进行改革呢？

产权是以财产为基础的权利。现代企业制度的标志就是“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产权若是不清晰，权责就不可能明确；权责不明确，政校就分不开；政校分不开，管理就不可能科学。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产权经济学理论认为，如果产权不明晰，或者产权主体没有能力承担责任，那么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主权，产权具有的自我控制、自我约束的能力就要大打折扣。

公办名校之所以陷入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产权结构不合理（指产权国有和产权结构过于单一），产权制度不够完善（指责、权、利关系不明确），教育法制建设落后。“假民办”之所以受人指责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产权模糊，没有人对产权真正负责。所以公办名校转制必须要在产权的层面上展开，界定清楚学校的产权，建立起合理的产权制度，这将会对资源配置起着有效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公办名校转制，变更产权，其实并非洪水猛兽。国际上，教育民营化趋势已经非常明显。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曾经就政府职能说过这样的话：凡必须要做的事，如果民间有积极性做也能做的，政府就制定规范让民间去做；如果民间能做但没有积极性做的，政府就制定政策鼓励民间去做；如果民间做不了，政府就一定要去做。教育，民间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政府为什么不尽可能地放手呢？

推进一部分公办名校规范地转制，将各类“假民校”改造成“真民校”，不但可以从根本上激发学校管理的活力，而且还可以有效地吸引社会资金，扩大教育资源，培育教育市场，促进教育发展。

记者：你认为哪些类型的学校适宜转制呢？

卢：我也不赞成让那些运营正常、效益显著、管理科学又能切实体现教育公益性的名校都转制，但选择其中那些“公益性蜕化”“收费已经很高”“衰象已显”的公办名校进行转制应该是完全符合实际的，也是会得到普遍赞同的。以下三种类型的学校可以转制：

1、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包括学前教育、普通高中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在我国，目前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教育成本实际上已经主要由家长负担了。由于公办学校的体制弊端，资金利用效率低下，家长负担的这部分教育成本，其实际效用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财政还要承受相当一部分负担。将这类学校转制，不仅可以让财政省下的这一块负担使更多的薄弱学校受惠，公办名校的内部管理机制也激活了。

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是投入不足。有限的教育经费，被庞大的教育体系分散了。该解决的问题，解决得不彻底，如义务教育，国家该尽的责任不到位，弄得民怨较大。而可以放手的地方，政府又揽得过多，包得过紧，统得过死，同样也在制造怨声，既怨经费不足，又怨没有活力。该放的放掉，可以集中财力保义务教育，一举多得。

2、属于义务教育阶段，但择校生占很大比例的学校。许多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名校，为了增加收入，千方百计让教育主管部门缩小其“施教区”范围，扩大择校生比例。这些学校学区内的学生，从数量上说仅具有象征的意义。这类学校要么放大施教区，杜绝择校行为，体现公益性；要么就彻底转制，不设施教区，放手让学校自主经营。政府置换出的一部分资金和节省下来一部分人头费，用于扶持义务教育阶段的薄弱学校。理想的状况当然是前者——彻底整顿“择校”。但，现实的选择后者更有利——彻底的转制。这样，一方面可以满足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和对教育选择性的需求，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地聚集社会资金流向教育，另外，还有“劫富济贫”的社会平衡效应。让富裕家庭多承担一些教育经费，省下的资金办好薄弱学校让贫穷的家庭多得益。

3、产权不清的“假民办”学校。对于公办名校来说，通过“择校生”收取赞助费，名额毕竟有限，而且受物价部门、教育主管部门制约，而办“民办的校中校”则被视为一条行之有效的“赚钱”途径。名牌小学的“民办幼儿园”、重点中学的“民办初中”、名牌高校的“民办二级学院”、公办校园里的各种“民办班”都是这种类型。这类学校“对外两张皮，对内一盘棋”，资本构成、产权关系以及与母校的资产关系错综复杂，但共同的特点是利用名校品牌收高价生。用业内人士的话说，这类学校“只有收费是民办，其余都是公办的”。将这些“产权关系模糊、公私界限不清、体制运营混乱”的学校彻底转制，明晰产权，既可规范教育市场，又不增加群众负担，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因此，我们认为“假民办”必须彻底转制。值得一提的是，目前这类“假民办”学校数额庞大，收费惊人，是社会对教育高收费非议增多的源头。

记者：有一项调查反映，对发展民办教育，人们普遍持肯定态度。但人们对公办名校转制却是反对者甚众。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卢：数量庞大的“假转制”校，和已经很高的教育收费，让很多人谈“转”色变。人们对转制的担心，概括起来有这样几方面：一是政府“变卖”公办名校，担心国有资产流失；二是私人办学有“逐利性”，担心收费提高；三是教育投入本来不足，担心政府通过转制甩“包袱”。四是改变学校事业性质，担心教师队伍不稳定。

提及转制，人们习惯上总是先想到失去了什么，并由此推理出许多不可测的未来因素，进而产生质疑或反对。事实上，我们不妨逆向思维一次，公办名校不转制，结果是否就会如人所愿？教育体制改革，追求的是满足社会需求，增加社会满意度。我们认为，公办名校转制过程中的这些担心，通过人们的努力，都是可以消除的。只要能坚持“为民”原则，秉持“民本”理念，不转嫁责任，不增加负担，将公办名校转制成“老百姓上得起的优质民办学校”，自然不会遭到人们的反对！

记者：公办名校是国家长期政策倾斜和高强度资金投入培育起来的，对于转制，人们议论最多的还是国有资产的流失，你能不能详细谈谈。

卢：的确，在转制过程中，人们告状最多的就是国有资产流失。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首先，这里有一个“心理流失”的问题。产权带来的未来收益，是预期的，是主观判断的。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看，评价会不一样。而成交必然是相互叫价、相互妥协的结果，很难按人们预期的最高价达成，那么这时就难免有人说你资产流失。

其次，抱怨国有资产流失，未必真的是在关心国有资产。转制实际上也是利益重组。涉及多方面利益如何摆平、兼顾的问题。如果对某一个关系照顾不好，那么这个关系的相关者就会认为自己的利益流失了，就可能告状。他不会说我的利益流失了，而是说国有资产流失了。

第三，国有资产的隐性流失，才是最大的流失，人们对此往往视而不见。对于国有资产，不管怎么卖，总可能有人告你国有资产流失。有一家国企，在其兴旺时有人希望以2000万元转让，但人们担心国有资产流失而不同意。1年后，该国企因经营不善濒临倒闭，零资产转让也没人肯要，这时反倒没人追究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了。

第四，确有从中渔利者。在转制过程中，确有故意让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发生。本来值2000万的东西，作价时故意作1000万，有人从中得到了好处。因为这是国有财产，不是他自己的，他不会去维护这个资产的价值，只要自己的利益得到保障，就可以牺牲国有产权。

这个情景恰恰让我们看到，国有资产流失发生的原因和我们要改制的原因是一样的。因为谁都不是所有者，所以谁都不会考虑国有资产的效益。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不考虑一次性的转制呢？它可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当然应完善机制，尽量避免），但从此却不会再发生国有资产的流失，从此资产有人关心了，作为社会资本它能够起作用了，教育事业也能因此得到更大发展了。

叔本华曾经说过，一件物品的主人越多，它得到的关心越少。集体的草堆，总是比个人家的草堆先被扯光，就是因为集体的财产主人太多，产权反而被虚化了。

记者：如果要推动一部分公办名校转制，你认为在宏观上应该把握一些什么样的原则和方向呢？

卢：我以为公办名校转制必须要严格遵循这样几个原则：

1、       必须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公办名校转制决不是简单的政府“卖学校”、财政“卸包袱”，也不能仅仅定位在盘活存量上，必须要确保有外来资金对教育的注入，必须要保证优质教育资源的扩大。

“老校盘活”是目前公办名校转制中常见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实质就是“卖学校”，在老校园里运进新机制，将公办名校推向市场。这样的转制，虽也克服了公办名校存在的内部管理问题，但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会出现政府“短视”行为，将名校卖几个钱先用着，省下人头费还能减轻财政负担，而教育资源却没有得到扩大；另一方面，也容易出现学校“换牌收费”的状况，投资人利用具有垄断性质的优质教育资源，牟取利益。就老百姓来说，学校还是那个学校，规模还是那个规模，收费又不可能降低，在现实的得益无法可见的情况下，大家有理由拒绝把“公”改为“私”。

公办名校转制应该坚持转“软”不转“硬”的原则，传统的校园（硬件）仍归“公有”，用无形的“品牌”（软件）吸引资金，由投资人重建“新校”。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另一方面可以保证教育资源只增不减，新校园建设政府又无需投入一分钱，老校园又可以用于教育布局调整，改善薄弱学校面貌。校名还是那个校名，校园美于过去的校园，规模超过过去规模，质量优于以前质量，体制优于旧有的体制，现实的得益看得见摸得着，群众容易接受。“翔宇模式”之所以受地方百姓的认同，首先就在于宝应只拿出了三所学校的校名，换得的是三所“现代化、花园式、书院气”的新校，赢得的是3倍于过去的学生有享受优质教育的机会，收获的是充满活力的机制和稳步提高的教育质量。

2、     必须保证产权清晰。所谓产权清晰，是指产权界定明晰。这是转制的核心。“假转制”不如“不转制”。有名无实的“假转制”，有百害而无一利。有些地方的转制，就是让主管部门多安排几个“董事长”的职位，产权并没有真正转变，机制当然也变不了。

3、       必须促进教育公平。教育公平是教育的一种基本价值和准则，公办名校转制不是以牺牲教育公平为代价，而必须以促进教育公平为目标。

教育公平具有相对性。讨论公办名校转制后能否彻底实现教育公平没有意义，关键是看这件事是否促进了教育公平。事实上，公办名校作为一种资源而言是有限的，无法充分满足受教育者对于教育机会的各种需要，因此，公办名校的存在本身就是教育不公平的标志。其次，公办名校作为“皇帝女儿”，占着优质生源，质量有保障，自然没有必要去千方百计扩大规模，做大优质教育资源，因为这明显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这种“精英”模式又怎会是所有人的天堂？第三，名校的优势地位，已经让其具备了面向市场独立生存的能力，我们不让他们用这些资源到市场上去“打拼”，他们只好用这些资源和资本去和薄弱学校争那点本来就很有限的资金和特殊政策，弄得薄弱学校更加薄弱，这是教育上最大的不公平。让这些优势学校进入市场，自身造血，省下费用改造薄弱公办学校，调整学校布局，提升教育的整体水平，促进教育公平，岂不更好？

公办名校转制，应该将收费定位在普通群众可承受的基础上，办学定位在做大做强优质教育资源的目标上，突破孤芳自赏的格局，使转制成为“加法”或“乘法”，更好地满足社会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这样，它只是增加了教育机会，增加了实现教育公平的可能性。

翔宇的实践也证明了“公办名校转制”与“教育公平”不是一组不可调和的矛盾，两者是完全可以找到一个结合点的。宝应中学转制前每年只招新生8个班级，转制2年后，今年招收高一新生23个班，招生规模是以前的近3倍，让更多的孩子享受到了优质教育，每个孩子的收费标准也没有提高，这是教育公平的最好注解。

４、必须保证大局稳定。社会稳定是人民的最高利益之所在。“稳定压倒一切”，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公办名校转制必须抓住稳定这一环节，在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稳定。名校转制是对教育体制的大胆革新，而且也是一次利益的大调整，势必会有来自多方面的干扰，各种不安定因素也会急剧增多。只有把不稳定的因素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才能在改革发展中，保持稳定的环境。转制首先要解决好教师、学生、家长和社会人士的思想认识和实际问题，理顺情绪，讲清道理，化解矛盾，稳定大局。

同时，必须通过政策法规和协议对转制后的名校形成制约。防止转制学校急功近利，忽视教育投入的长远性特点，追求短期效益。教育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能，保证学校切实贯彻执行教育方针，执行国家的课程计划，遵循教育规律，提高教育质量。

记者：我注意到有一些地方的转制并不成功，甚至还引发了一些社会矛盾。前不久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也在关注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卢：转制，是公办名校改革与发展的一项有效的体制选择。但是，如何转制无章可循，只有在不断摸索中前进。有些地方公办名校转制失败，既有方案设计不合理或条件不成熟的缘故，也不乏操作失误的原因。“好事好办，好事办好。”公办名校转制，首先要能够保证这是一件适合地情、民情的好事，条件不成熟的千万不可盲目冒进；其次要在“办”上琢磨透，“办好”的意思就是要处处把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把多方得益作为追求的目标。

记者：你认为在转制的“方案设计”和“操作实施”过程中应该具体怎样做呢？你能结合翔宇教育集团在宝应的转制实践详细谈谈吗？

卢：成功的转制应该 “方向正确，设计周全，操作规范”。 翔宇在宝应的转制坚持了五个“力保”：

1、“老校不卖”、“校名不改”，力保国有资产不流失。政府要在“增量”上做文章。老校只租不卖，投资者另建新校。新校建成之前，老校租赁使用，限期收回。对于无形资产，要实行保护。譬如说老校的校名，她承载了学校的历史，具有“品牌价值”。转制时保留校名，从而使这种无形资产得以延续，并且被烙上地方的印迹，搬不动，带不走。就如“宝应中学”转制后还是“宝应中学”一样，始终还是宝应的品牌。校园新建，校名保留，公办名校转制应该只是转让 “品牌”而不是转卖有形的国有资产。

2、“教师不推”、“保障不减”，力保教师权益不受损。稳定的教师队伍是学校赖以生存发展的关键。公办名校转制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要解决好教师的问题。

由于各地推进教师人事制度改革的进度不一，应该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一些已经建立了完备的教师社会保障体系的地区，转制学校只需和其他学校一样按规定交纳各种保险金就可以了。对那些还没有建立教师社会保障体系的地区，情况要复杂一些，政府提供保障承诺有助于转制的顺利进行，待其他公办学校在人事、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等方面实行新的改革政策时，转制学校也实行同样的政策。要让老师们在转制后无后顾之忧，必须切实地处理好许多实际问题：如职称评定、先进评比、业务进修、人事关系、养老保险、医疗保障等等。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要保障转制学校教师的公办教师性质不变，这样做，既符合国家有关政策的精神，形成一种在公办学校或民办学校工作同样光荣、同样能得到社会保障的局面，稳定队伍，留住人心，又打破了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之间教师流动的壁垒。

3、“包袱不卸”、 “收费不升”，力保群众负担不增加。“转制”不是政府“卸包袱”的手段，而是促使教育更快发展的推进器。公办名校转制中应强调政府的职责不能淡化或减弱，政府原本用于公办名校的投入不能因为转制而取消，应该继续划拨给教育，用于薄弱校改造，以提高地方教育的整体水平，培育竞争对手。这一点在转制中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中国是穷国办大教育，政府投入严重不足将是长期存在的现实。“转制”不能变成“转嫁”。

其次，公办名校转制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转制不应成为提高收费标准的理由。笔者以为，名校转制后的收费应遵循三个原则：1）、要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较好地体现教育的公益性；2）、要考虑家长的承受能力；3）、要规定切合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明确的缴费上限。在保证优质教育资源扩大、家长负担不增加的同时，学生们多了选择好学校的机会，学生和家长受到的服务好了，学校的教育质量提高了，相信受益的家长和学生是会支持转制的。

4、“地位不削”、“级别不留”，力保学校地位不削弱。政策是生命线，是杠杆，政策因素直接关系到转制学校的生存与发展。公办名校转制后，它教育性质没变，依然是地方教育的先锋和龙头，教育行政部门还是它的业务主管，它还应该得到与公办学校一视同仁的地位。政府应该通过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引导学校有序运行。公办名校要在转制后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窗口”作用，发挥实验、示范、辐射作用。教育主管部门没有必要、也不应该通过人为的方法有意去削弱转制学校的地位。那种把民办学校“打入另册”的做法是短视的。

值得一提的是，公办名校在传统体制下是以“行政级别”作为定位平台的，校长的选拔、任用和管理也沿用行政系列的一套做法，许多名牌学校的行政级别甚至比其教育主管部门高，形成“倒挂”，给管理和监督带来难题，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转制之后，校长取消所有行政级别，学校成为独立法人、市场主体。学校和校长的社会地位不是行政封给的，而是由市场和社会决定的。有为才能有位。学校自身的品牌价值高，学校和校长的地位就高。

公办名校转制首先要以群众的利益作为决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真正能让百姓的现实利益得到了肯定、关心和实现的转制才不会引起矛盾的发生；其次要注意转制过程中各种因素之间、各个环节之间的稳定与协调，要求宣传到位、措施稳妥、解决得法，否则容易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第三要充分思考转制可能出现的问题，早准备，早协调，善于造势，善于息事，乘势而上，顺势而为，要用改革的思想，发展的观点，对群众进行宣传发动，把事情讲清，道理讲透。公办名校转制过程中要加强领导，转制后要加强党群组织建设，发挥党群组织的作用。

记者：在公办名校转制方面，你对宏观政策有什么期望？

卢：公办名校转制虽说还是禁区，但宏观政策上鼓励改革尝试也让它有了一定的生命空间，我们当前重要的不是寻求与政策博弈，而是要认真探索和研究公办名校转制的利弊得失，认真总结经验，努力探索适合实情的公办名校转制模式，制定转制的规范，把公办名校转制纳入加速教育事业发展的正常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