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症结主要在于“三个不分”：政资不分，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与资本经营职能不分；政企不分，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不分；两权不分，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只要存在着这“三个不分”，那么政府就不像政府，企业就不像企业，国企就没有积极性和责任心，国企的上级主管部门也没有积极性、责任心，而且还经常随意地干预国企的生产经营，国企效益怎么能上得去？
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试错”探索，现在国企终于找到一条产权改革的坦途。“抓大放小”政策的实施，让一大批国企在转制后焕发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与原来的国企一样，公办学校现在还是政资不分、政校不分、两权不分。这导致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两方面都没有积极性，也没有责任心，结果只能相互抱怨，在低层次上修修补补，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学校的管理问题。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在产权层面上思考学校的问题呢？
“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这16个字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标志。而在这16个字中居于首位的就是产权清晰。产权不清晰，权责就不可能明确；权责不明确，政企就分不开；政企分不开，管理就不可能科学。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学校也是这样。
隐藏在制度障碍后面的是观念禁锢。关于教育是否应该产业化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过。当许多人在为教育产业化是否会损害教育的公益性而困扰时，一些具有企业精神的教育家和具有教育情结的企业家结合到一起，进行了教育产业化的大胆尝试。如翔宇教育集团的运作实践，就是一个成功的实例。这些教育产业化的实验成功，有力地证明了教育市场的客观存在，证明了经济规律在教育领域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
2.垄断必须打破
“增加教育供给方式的多样化和选择性”，已是现实的迫切需要，教育改革不在体制上下工夫怎么行？
垄断、官僚、浪费，公办名校的这些痼疾已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抨击。王先庆在《中国教育业：垄断的最大牺牲品》一文中指出，正是这种垄断，不仅导致教育资源的浪费和效率的低下，而且还造成社会各阶层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以及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尤其是它加剧了人才的流失和中国财富的净流出。全国政协常委、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教授，也在一篇题为《中国教育缺什么？》的文章中直言：“我们的教育从上到下，太缺乏服务的意识，服务的观点。”“在优质资源的紧缺时代，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服务意识的。”
打破垄断，培育市场，引入竞争，多元办学，应该是推进中国教育业成长发展的根本途径。教育的民营化和办学体制的多元化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趋势。英国学者贝磊将这种趋势归纳为如下4种类型：（1）部分公立学校所有权的转移。（2）增加私立学校的比例。（3）增加政府对私立学校的经费投入和支持，如教育券为一种形式。（4）增加对公立学校的私人投入，如家长支付学费。
我们应该减少国有资产在公办学校资产中的比重，使更多的产权落实到自然人身上，成为自然人的产权。这在经济领域，已经成为市场经济改革的大趋势。
3.改革必须到位
学校的改革有不同的层次，如微观的教育教学改革、中观的机构人事改革，宏观的体制、产权改革等。 许多校长从改革学校内部的机构设置和人事制度入手，推进学校改革，遭到了失败。实际上，这些机构设置和人事管理上的弊端，只是表象，其根源还在体制。机构和人事均受制于体制。校长在泥潭里面而不是在泥潭上面去 “清潭”，是不可能成功的。
以学校人事制度改革为例，校长要面临的问题很多：旧有观念和思维方式的羁绊；许多必要的改革措施不配套，很多问题牵涉到学校的外部，甚至教育系统之外；教育人才市场不健全，跨校、跨系统、跨地域人才资源流动机制尚未建立；公办学校解聘教师的法律依据不足，缺乏完善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社会保障体系不配套，落聘教职工不能直接面向社会由市场调剂；校长的任用和考核机制不健全，一些校长在准备放开手脚地“革”别人的“命”时，自己却被先“革”掉了……
推进改革，必须尽快解决这些问题。对于学校的改革，我主张从机制、体制甚至产权入手，自上而下地推进。“大改革，小困难”；“小改革，大困难”；“不改革，更困难”！从机制、体制甚至产权入手的宏观改革，与微观、中观的改革相比，纲举目张，反而容易操作。比如：翔宇教育集团在进行公办名校转民办的改革时，原公办名校的一部分教师和许多职工都落聘了，但没有一个人闹事。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这也需要宏观环境和政策背景作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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