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拒绝“条子生”，堵漏出效益。“条子生”本质上是“权钱交易”的产物。能搞到“条子”的，也都是付得起费的。真正穷得连孩子的学费都付不起的老百姓，又能从哪里弄到“条子”？除了给特困家庭的孩子免费外，翔宇教育集团没有给任何一个“条子生”免费。此举既可纯洁政风，也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然而，在公办学校，校长拒绝“条子生”是非常困难的。校长自己的命运本来就掌握在别人手里，总得有所顾忌，再说，反正不是自家的钱，乐得送人情。人们容易看到公办名校校长风光的一面——大笔一挥，免收“条子生”成千上万元的赞助费。然而，人们往往看不到公办名校校长无奈的另一面——哪路神仙都得罪不起，不得不玩起“走钢丝式的平衡游戏”。
（3）转换办事模式，减少浪费出效益。按照弗里德曼的花钱办事模式分类，民办学校是在“用自己的钱给自己办事”。“既讲节约又讲效果”成了办一切事情的最高准则，资金利用率大为提高。我1983年参加工作，1994年起担任一所省级重点中学的副校长，1999年离开公办学校到民办学校任职。亲历两种体制下学校花钱办事的具体过程，感触很深。有人讲：“中国教育是最穷的，也是浪费最严重的。”大到建筑工程发包，小至办公用品采购，不同体制下的花钱方式相差惊人。学校要发给教师一本记事簿，教务处提出申请，校长审批后，由总务处采购，总务处派人到商场文具柜台购买，12.5元/本，开票报销。这在公办学校是正常的办事程序，没有人有错误。但在我们这里则不行。采购人员会到小商品批发市场看货比价，再摸到生产厂家的信息，与厂家直接洽谈供货，同类商品如“备课笔记”、“会议录”等一并签约，增加采购量有利压价。在这里，一模一样的记事簿，每本只需2.3元。
宝应三所公办名校转制的成功实践表明，在教育产业发展的问题上，无论是姓“公”还是姓“私”，关键是看有没有从根本上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符不符合大多数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发展是硬道理”这把标尺，量出了宝应在教育转制过程中的成功经验，也量出了宝应教育事业未来的发展潜力。已经过去的2003年，翔宇教育集团接二连三地爆出新闻得到了媒体的关注，“翔宇教育集团不忍看中国男排无米下锅，出资600万元买断男排两年球衣广告和部分经营权，中国男排将身穿印有宝应中学字样的球衣转战南北……” “胸前广告冠名某中学引争议，中国男排成中学校队”“ 翔宇教育集团拟出资300万对陷入低谷的博里农民画进行抢救性发掘……”“翔宇教师吃定心丸，全省首份规范性学校集团合同诞生……风正潮平，自当扬帆破浪；任重道远，更须策马加鞭。《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实施，为中国教育迎来了春天，祝愿翔宇在这春天中更加生机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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