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焦点
四年前，2001年2月18日，地处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的民办淮安外国语学校，与邻县扬州市宝应县政变签订一纸协议，将宝应三所最好的公办学校——宝应中学、实验初中和实验小学一并捆绑转制，全部改成民办学校，组建了民办翔宇教育集团。江苏翔宇教育集团在全国首开公办名校整体转制先河，走上了一条充满争议但具备探索意义的道路。公办名校能不能在产权层面上实现转制？转制到底给政府、学校和老百姓带来了什么？民办教育能不能走出“补充”的窘境？运作四年来，宝应三所公办名学转制的成功实践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教育专家、政府官员、学校同行的理解、支持和赞誉。
本报2002年8月8日曾以《公办学校转制演绎“蛇吞象”》为题对改革过程进行了报道，引起了较大反响。在翔宇教育集团成立四周年之际，记者日前再次采访了淮安外国语学校校长、翔宇教育集团总校长卢志文。卢志文校长1983年参加工作，1994年起担任一所省级重点中学副校长，1999年离开公办学校到民办学校任职，与翔宇教育集团董事长王玉芬女士一起策划、推动并亲历了宝应三所公办名校的转制改革。在《民办教育促进法》和《实施细则》相继颁布施行后，卢志文校长对这场改革进行了更为深刻的回顾和总结。
幕后声音
公办名校转制：从突破禁区到规范运作
本报记者 王军善
目前，公办名校转制在义务教育阶段仍然是政策禁区。但是，正如一位人士所言：“不管政府和群众主动不主动、愿意不愿意、赞成不赞成，甚至是允许不允许，不管来自社会各方的压力有多大，公办名校转制已成不可遏制的潮流。” 这一切，既让人们充分感受到了教育多元化发展的根本趋势和民办教育的顽强生命力，更让人们意识到国家出台公办名校转制运作规范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在对待公办名校转制的态度上，有两种倾向值得关注。一是“盲目冒进”：政府以推进社会事业改革为由“大卸包袱”，不管该转不该转，能转不能转，强制推行，留下发展隐患，引发社会矛盾；二是“无所作为”：宁损事业，不越雷池，怕字当头，消极等待，拆东补西将就着过日子，错失改革良机。
面对现实，人们需要探讨：什么样的公办名校可以转制？公办名校转制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怎样的转制才是成功的？转制后的名校如何实现再发展？
名校身染“名疾” 转制争取多赢
教育体制改革，追求的是满足社会需求，让老百姓满意、教师满意、政府满意。翔宇教育集团总校长卢志文认为，公办名校转制只要能实现如此多赢的格局就应该是成功的。
公办名校，实际上是政府通过长期高强度财政投入和政策倾斜精心培育的产物。目前，她却成了纳税人为少数人营造的优质教育的天堂。这本身已经有悖教育公平，再加上固有的体制障碍，名校也普遍染上了“名疾”。
第一，收费扶摇直上。 因其特殊的垄断地位，公办名校在实际运作中公益性日趋蜕化。其收费标准逐年攀高，再加上名目甚多的赞助费，实际已不亚于民办学校，有些甚至比民办学校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二，招生怪事频频。公办名校招生季节，“条子”、“面子”、“位子”、“票子”各显神通，择校红红火火。学校也处于两难境地，学额少、生源多，难以取舍。“以分取人”有违素质教育宗旨，“以钱取人”有违社会公平，“以权取人”助长不良风气。现在的普遍情况则是“分数、金钱和关系”样样都要，“一个都不能少”。社会对教育的满意度下降，怨声四起。明眼人都清楚，只要公办名校存在一天，“择校”问题就不可能解决。
第三，赞助花红蒂黑。公办名校可以收到钱，可以贷到款，而大量的社会赞助和政策优惠还是要向其倾斜。人们争相给公办名校锦上添花，却不愿给薄弱学校雪中送炭，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优质教育资源的匮乏和垄断。教育的马太效应，让这种匮乏和垄断不断加剧。同样是公办学校，名牌学校和薄弱学校之间的差距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大。问题是，通过各种途径流向公办名校的资金，很多并没有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和审计，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一个黑洞。
第四，管理遭遇瓶颈。公办名校因其产权虚化，不可避免地滋生了“国企病”，大锅饭思想、官僚主义作风、穷庙富僧现象、以教谋私泛滥、服务意识淡漠、铺张浪费严重等等在名校中盛行，已经成为社会诟病教育的主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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