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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办名校转制这一改革在各地不断地进行着。这既让人们充分感受到了教育多元化发展的根本趋势和民办教育的顽强生命力，更让人们意识到国家出台公办名校转制运作规范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检验公办名校转制可行与否，关键还是要看它是否有利于促进教育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有利于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
2005年是改革年，人们需要探讨：什么样的公办名校可以转制？公办名校转制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怎样的转制才是成功的？转制后的名校如何实现再发展？
目前，公办名校转制这一改革在各地不断地进行着。这既让人们充分感受到了教育多元化发展的根本趋势和民办教育的顽强生命力，更让人们意识到国家出台公办名校转制运作规范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在对待公办名校转制的态度上，有两种倾向值得关注。一是“盲目冒进”：政府以推进社会事业改革为由“大卸包袱”，不管该转不该转，能转不能转，强制推行，留下发展隐患，引发社会矛盾；二是“无所作为”：宁损事业，不越雷池，怕字当头，消极等待，拆东补西将就着过日子，错失改革良机。
2005年是改革年，人们需要探讨：什么样的公办名校可以转制？公办名校转制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怎样的转制才是成功的？转制后的名校如何实现再发展？
名校身染“名疾” 转制争取多赢
教育体制改革，追求的是满足社会需求，让老百姓满意、教师满意、政府满意。江苏翔宇教育集团在全国首开公办名校整体转制先河，将宝应中学、实验初中和实验小学转为民办学校。四年来，宝应三所公办名校转制的成功实践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教育专家、政府官员、学校同行的理解、支持和赞誉。翔宇教育集团总校长卢志文认为，公办名校转制只要能实现如此多赢的格局就应该是成功的。
公办名校，实际上是政府通过长期高强度财政投入和政策倾斜精心培育的产物。目前，她却成了纳税人为少数人营造的优质教育的天堂。这本身已经有悖教育公平，再加上固有的体制障碍，名校也普遍染上了“名疾”。
第一，收费扶摇直上。 因其特殊的垄断地位，公办名校在实际运作中公益性日趋蜕化。其收费标准逐年攀高，再加上名目甚多的赞助费，实际已不亚于民办学校，有些甚至比民办学校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二，招生怪事频频。公办名校招生季节，“条子”、“面子”、“位子”、“票子”各显神通，择校红红火火。学校也处于两难境地，学额少、生源多，难以取舍。“以分取人”有违素质教育宗旨，“以钱取人”有违社会公平，“以权取人”助长不良风气。现在的普遍情况则是“分数、金钱和关系”样样都要，“一个都不能少”。社会对教育的满意度下降，怨声四起。明眼人都清楚，只要公办名校存在一天，“择校”问题就不可能解决。
第三，赞助花红蒂黑。公办名校可以收到钱，可以贷到款，而大量的社会赞助和政策优惠还是要向其倾斜。人们争相给公办名校锦上添花，却不愿给薄弱学校雪中送炭，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优质教育资源的匮乏和垄断。教育的马太效应，让这种匮乏和垄断不断加剧。同样是公办学校，名牌学校和薄弱学校之间的差距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大。问题是，通过各种途径流向公办名校的资金，很多并没有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和审计，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一个黑洞。
第四，管理遭遇瓶颈。公办名校因其产权虚化，不可避免地滋生了“国企病”，大锅饭思想、官僚主义作风、穷庙富僧现象、以教谋私泛滥、服务意识淡漠、铺张浪费严重等等在名校中盛行，已经成为社会诟病教育的主要方面。
人们熟知公办名校的症结，也在积极寻求解决的良策。对症下药，同样也可以有多种疗法，卢志文校长认为，从机制、体制甚至产权入手的“名校转制”，应该是较为理想的方法之一。当然，翔宇也不赞成让那些运行健康、管理科学又能切实体现教育公益性的名校都转制，但选择其中那些“公益性蜕化”、“收费已经很高”、“衰象已显”的公办名校进行转制应该是完全符合实际的，也是会得到普遍赞同的。以下三种类型的学校可以转制：
一是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包括学前教育、普通高中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二是属于义务教育阶段，但择校生占很大比例的学校；三是产权不清的“假民办”学校。
扩大优质资源 保证产权清晰
卢志文校长认为，只要公办名校转制坚持“为民”原则，秉持“民本”理念，不转嫁责任，不增加负担，将公办名校转制成“老百姓上得起的优质民办学校”，自然不会遭到人们的反对。
根据翔宇教育教育集团的经验，公办名校转制必须要严格遵循这样几个原则：
第一，必须扩大优质教育资源。
公办名校转制决不是简单的政府“卖学校”、财政“卸包袱”，也不能仅仅定位在盘活存量上，必须要确保有外来资金对教育的注入，必须要保证优质教育资源的扩大。
公办名校转制应该坚持转“软”不转“硬”的原则，传统的校园（硬件）仍归“公有”，用无形的“品牌”（软件）吸引资金，由投资人重建“新校”。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另一方面可以保证教育资源只增不减，新校园建设政府又无需投入一分钱，老校园又可以用于教育布局调整，改善薄弱学校面貌。“翔宇模式”之所以受地方百姓的认同，首先就在于宝应只拿出了三所学校的校名，换得的是三所“现代化、花园式、书院气”的新校，赢得的是3倍于过去的学生有享受优质教育的机会，收获的是充满活力的机制和稳步提高的教育质量。
第二，必须保证产权清晰。
公办名校之所以陷入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产权结构不合理（产权国有和产权结构过于单一），产权制度不够完善（责、权、利关系不明确），教育法制建设落后。“假民办”之所以受人指责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产权模糊，没有人对产权真正负责。所以公办名校转制必须要在产权的层面上展开，界定清楚学校的产权，建立起合理的产权制度，让举办者享有“法人财产权”，这将会对资源配置起着有效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第三，必须体现教育公平。
公办名校转制，应该将收费定位在普通群众可承受的基础上，办学定位在做大做强优质教育资源的目标上，突破孤芳自赏的格局，使转制成为“加法”或“乘法”，更好地满足社会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这样，它只是增加了教育机会，增加了实现教育公平的可能性。
翔宇的实践也证明了“公办名校转制”与“教育公平”不是一组不可调和的矛盾，两者是完全可以找到一个结合点的。宝应中学转制前每年只招新生8个班级，转制2年后，2003年招收高一新生23个班，招生规模是以前的近3倍，让更多的孩子享受到了优质教育，每个孩子的收费标准不仅没有提高，还有所下降。这是教育公平的最好注解。
老校只租不卖 收费标准不升
转制，是公办名校改革与发展的一项有效的体制选择。但是，如何转制无章可循，只有在不断摸索中前进。有些地方公办名校转制失败，诚然有方案设计不合理或条件不成熟的缘故，其中也不乏操作失误的原因。公办名校转制，首先要能够保证这是一件适合地情、民情的好事，条件不成熟的千万不可盲目冒进；其次要在“办”上琢磨透，“办好”的意思就是要把多方得益作为追求的目标。
第一，力保国有资产不流失。
公办名校转制，人们最担心的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这其中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资产。卢志文校长认为，为防止有形国有资产的流失，不妨可以采用“老校只租不卖”、“投资者另建新校”的做法，政府不需投入一分钱，就可以拥有现代化的校园，可以迅速改善基础教育格局，提升办学品位。老校的资产在转制前全部进行逐项登记，造册回收。投资者在新校建成之前可以租赁使用，但必须在限期内归还。“转制”不应该仅是盘活“存量”，而应该在“增量”上做文章。
对于无形资产，要实行保护。譬如说老校的校名，她承载了学校的历史，具有“品牌价值”。那么在转制时我们不妨要求校名保留，从而使这种无形资产得以延续，并且被烙上地方的印记，搬不动，带不走。就如“宝应中学”转制后还是“宝应中学”一样，虽然在原校名前面加上了“翔宇教育集团”，但“宝应中学”始终还是宝应的品牌。
宝应处于苏中北部，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吸引投资既要靠良好的环境更要靠优惠的政策，名牌公办学校的校牌，也是吸引投资人来此兴业的重要因素。
校园新建，校名保留，公办名校转制应该只是通过“品牌”吸引社会资金进入教育而不是转卖有形的国有资产。
“老校不卖”、“校名不改”———这是翔宇转制模式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力保教师权益不受损。
学校赖以生存发展的关键是要拥有一支稳定的教师队伍。公办名校转制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要解决好教师的问题。要让老师们在转制后无后顾之忧，必须切实地处理好许多实际问题：如职称评定、先进评比、业务进修、人事关系、养老保险、医疗保障等等。
这样做，既符合《民办教育促进法》的精神，形成一种在公办学校或民办学校工作同样光荣、同样能得到社会保障的局面，稳定队伍，留住人心，又打破了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之间教师流动的壁垒。
“教师不推”、“保障不减”———这是翔宇转制模式的第二个特点。
第三，力保群众负担不增加。
“转制”不是政府“卸包袱”的手段，而是促使教育更快发展的推进器。公办名校转制中应强调政府的职责不能淡化或减弱，政府原本用于公办名校的投入不能因为转制而取消，应该继续划拨给教育，用于薄弱校改造，以提高地方教育的整体水平，培育竞争对手。这一点在转制中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中国是穷国办大教育，政府投入严重不足将是长期存在的现实。“转制”不能变成“转嫁”。
公办名校转制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转制不应成为提高收费标准的理由。卢志文校长认为，名校转制后的收费应遵循三个原则：一是要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较好地体现教育的公益性；二是要考虑家长的承受能力；三是要规定切合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明确的缴费上限。在保证优质教育资源扩大、家长负担不增加的同时，学生们多了选择好学校的机会，学生和家长受到的服务好了，学校的教育质量提高了，受益的家长和学生是会支持转制的。
“包袱不卸”、“收费不升”———这是翔宇转制模式的第三个特点。
第四，力保学校地位不削弱。
政策因素直接关系到转制学校的生存与发展。公办名校转制后，它教育性质没变，依然是地方教育的先锋和龙头，教育行政部门还是它的业务主管，它还应该得到与公办学校一视同仁的地位。政府应该通过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引导学校有序运行。公办名校要在转制后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窗口”作用，发挥实验、示范、辐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公办名校在传统体制下是以“行政级别”作为定位平台的，校长的选拔、任用和管理也沿用行政系列的一套做法，许多名牌学校的行政级别甚至比其教育主管部门高，形成“倒挂”，给管理和监督带来难题，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转制之后，校长取消所有行政级别，学校成为独立法人、市场主体。学校和校长的社会地位不是行政封给的，而是由市场和社会决定的。学校自身的品牌价值高，学校和校长的地位就高。
“地位不削”、“级别不留”———这是翔宇转制模式的第四个特点。
卢志文校长认为，当前重要的是要认真探索和研究公办名校转制的利弊得失，认真总结经验，努力探索适合实情的公办名校转制模式，制定转制的规范，把公办名校转制纳入加速教育事业发展的正常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