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光阴似箭，又如流水。

　　我常回忆起我们党在创建初期的一些情景。那时的中国，各派军阀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下，封建割据，混战不已，黑暗势力猖獗，人民灾难深重。中国的先进分子努力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他们以极大的影响和启发。很多人向往社会主义，掀起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热潮。我们的党就是由这些先进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倡议建 立的。它坚信马克思主义，代表中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有严格的组织原则、严格的纪律，所以它一诞生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之间尽管四分五裂，互相倾轧厮杀，但对共产党这个新的力量，却都视若大敌，比作洪水猛兽，都要把它扼杀扑灭。

　　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我们党靠真理，靠群众，靠一支有觉悟的党员队伍，不断英勇搏斗。我们20年代的党员入党的时候，虽然不象现在这样挂着鲜艳的党旗，举行庄严的宣誓仪式，但它的严肃、庄重，仍使每个同志终身难忘。当党组织的负责人(或介绍人)宣布接受自己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的时候，当他有力地宣布共产党员应该遵守党的守则的时候，自己的内心是十分激动的，下定决心誓为革命牺牲一切。我现在还可以清晰地记得守则的内容：遵守党纲党章，参加党的组织，服从党的分配，定期缴纳党费，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因为那个时候的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对党员遵守纪律、保守秘密的教育特别重视，抓得很紧，至今印象还很深刻。我今天就谈谈在党内几十年政治生活中，我亲眼看到的一个始终严格遵守党的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

　　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建党初期也没有在一个地方共同工作，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谁是什么时候入党的。我们在通信中间，从来没有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我们仅仅谈论自己和朋友们的思想认识，或者倾吐自己的理想，诉说对革命的向往。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的沟通，我们彼此才知道都是党员了。

　　结婚以后，恩来同志和我曾经协议，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关工作，但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几十年来，我们都遵守了这个协议。现在看来，夫妇不在同一个具体部门工作是比较合适的。同时，我们常常相互提醒，一定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因为我们认为党的纪律对于每一个党员来说都绝无例外。越是负责的党员，越应该以身作则，越应该自觉遵守纪律，严守党的机密。

　　1926年冬，恩来同志从广东调上海工作，我仍留在广州，相互间音讯不通。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我还不知道是他参加领导的。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恩来同志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后来接到党的命令，他转移到武汉。我在广州的住所也遭到国民党的搜查，同住的三位同志当即被捕，一人次日即被枪杀，两人终于死在狱中了。那时，我因为难产还在医院里，依靠党组织的及时通知和群众的仗义帮助，才得以脱险。不久，汪精卫又背叛革命，宁汉合流，我们全党转入地下秘密状态。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我们党中央研究了当时的局势，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击，并决定派恩来同志担任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到南昌去领导这次起义。7月19日，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果多久，什么也没有讲。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当时，大敌当前，大家都满腔仇恨。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这次分别后，不知何日相会？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无论是同志间，夫妇间，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呀！后来还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

　　党组织经常教导我们：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是党的利益的需要。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许许多多值得我们怀念的共产党员，他们为了党的利益，常常在生死关头，仍然严格执行党的保密纪律，机警地把党的机密毁掉，紧急时甚至把机密文件嚼烂了强咽到肚子里去。我们有许多先烈和健在的老同志，为保护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在敌人的法庭上，在严刑的拷打下，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向敌人泄露党的一丝一毫秘密，经受住了对敌斗争的严峻考验。他们英勇不屈的斗志，对党坚贞不渝、无限忠诚的崇高品德，使我永远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