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年代，军事斗争直接关系到革命的成败。军情瞬息万变，一个军事行动的泄露，就可能使我们遭到重大挫折。所以，保守秘密成为每个同志的自觉行动。非军事方面的需要保密的事项，亦必须严格保密。在长征路上，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这支铁流所以能够无坚不摧，终于战胜强敌，纪律严明、特别是严守秘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建国以后，我们的党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居于领导地位，处在新的历史时期，所肩负的任务更加重大了。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更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中、高级干部的神圣责任。恩来同志知道的党和国家的秘密多得很。我们之间仍是信守纪律，他不讲，我不问；我不讲，他也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是很多的。例如，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他也向我保密。当时他向主管的负责人说，这次试验，全体工程技术人员都要绝对注意保守国家机密，有关工程、试验的种种情况，只准参加试验的人员知道，不能告诉其他同志，包括自己的家属和亲友。他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她的工作没有关系，我也没有必要跟她说。主管的同志到试验现场传达了恩来同志的讲话，要求大家严守保密纪律，因此事先没有任何透露。这件事是我最近看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访问材料时才知道的。

　　为了保守党的秘密，他的办公室，他的文件保管，都订有极为严格的制度。他身边的秘书凡分工联系哪方面工作的，就看哪方面的文件，不允许随便看无关的文件。而对他们分工范围内的事情，则充分提供条件让他们熟悉业务。即使秘书分工范围内的事项，属于特别机密的，也要等到必须经办时才告诉有关人员。秘书们都说他是纹风不透。凡是写给他的亲启信，按照规定，别人都不能拆。秘书在经手时不慎误拆了，必须立即封好，并在信封上加以说明，是失手误拆，以后注意。恩来同志的办公室，是他每天工作十几小时的地方。除有关人员外，别人都不得入内，亲属、朋友如果不是来谈工作的，也不例外。他的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平时装在口袋里，睡觉时压在枕头下。只有当他出国时，两把钥匙才交给我保管。我象接受保密任务似的把钥匙收藏起来。有次他走得匆忙了，直到飞机场上才发现钥匙还在口袋里，他就封在信封里让一个同志带给我。他回来的时候，我们接触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两把钥匙还给他。

　　在十年动乱中，党的纪律和保密制度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被践踏得几乎无密可保。有一次恩来同志出去开会，因为会一个接着一个，一天一夜没回来。听说街上的大字报和所传的小道消息里，已经透露了有关会议的内容，我有点怀疑，等他回来，问他有没有这回事？他马上反问：你怎么知道的？听谁说的？他还如此认真地向我追问。我就开玩笑地说：你参加会议，你有你的渠道，我有我的渠道，我联系群众，我也有我的“义务情报员”哩。此事，我们俩就在一笑中过去了。在那个时候，人们都说，现在还有什么机密啊？可是恩来同志仍然守口如瓶，滴水不漏。

　　恩来同志在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他对我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我回答他：“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当时双方都知道最后的诀别不久就会残酷无情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然而我们把没有说的话终于埋藏在各自的心底里，永远地埋藏在心底了。

　　现在，我们已经踏上新长征的道路，这条道路也不是平坦的。各种各样的炮弹还会袭击我们。我们仍得警惕啊！我们更需要恢复和端正我们的党风，加强我们党的纪律性，特别是认真严格地执行党和国家的保密制度。我对恩来同志在这方面的简介，想来对同志们不无裨益。

　　(原载于1982年6月30日《人民日报》)

　　《不尽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