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40年代，恩来同志就为开辟中国解放区人民与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航道，作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为广泛开展人民外交付出大量心血，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我曾在恩来同志领导下，从事过人民外交活动，对他在这方面的远见卓识体会尤深。在纪念恩来同志诞辰90周年之际，我不禁又回忆起那些难忘的岁月。

　　从参加世界工联会议这个突破口冲出重围走向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独立的运动风起云涌。工人运动作为人民运动的中坚，生气勃勃地走在斗争前列。在斗争中国际工人运动实现联合走向统一的条件日趋成熟起来。

　　1945年2月在伦敦举行了世界职工大会。大会同意建立世界职工联盟作为世界工人运动的统一组织。同年9月底10月初，在巴黎举行了第二届世界职工大会，正式成立了世界职工联盟，简称世界工联。1946年 6月 22日至27日在莫斯科召开世界工联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世界工联要求工联副主席兼执行理事朱学范和候补执行委员兼理事邓发两人参加。当时，邓发同志已不幸遇难，朱学范向周恩来同志提出，由候补理事刘宁一和他一道赴会。

　　4月中旬，我由延安到了重庆。当天晚上，恩来同志亲自向我交代了任务，跟我作了一次详谈。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人民的力量增强了，帝国主义力量衰弱了。世界工联是苏联工会和英、美工会，以及其他进步的、中间的、保守的工会的统一组织。我们解放区工会的代表参加世界工联的活动，就可以通过这些工会同各国工人群众建立联系。现在的世界形势对进步力量有利，这是总的趋势。但是，不可避免的还要有尖锐复杂的斗争，甚至还会有曲折。帝国主义、蒋介石反动派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目前中原的战斗、东北的内战不是很清楚吗！事实说明，仍有全面大打的危险。我们不仅要把这个危险告诉全国人民，还要告诉全 的人民。要让世界人民了解我党要求和平、民主与独立的愿望和我们的政治主张，谴责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挑动内战。屠杀人民，坚持独裁专制的罪恶行径，从而取得各国爱好和平民主的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援。

　　恩来同志指出，虽然我们有解放区、驻各地的办事处，还有电台和报纸，但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和包围，使我们得到的消息很少，世界各国人民也不够了解我们解放区的情况。因此，我们要从参加国际工人运动这个突破口冲出去，冲出重围和封锁，到国外去，与各国人民建立联系，把我们的消息传出去，宣传解放区、揭露国民党，与各国人民互相支援，共同前进。

　　恩来同志还语重心长地叮嘱我，国际工作是复杂的，要由浅入深、由少到多地积累这方面的知识，要坚持长期的学习和钻研。在这方面，我们原有的人少资料也少，要作很大的努力啊！为了中国工人运动与世界工人运动的联合和统一，为了将来我们掌握政权时开展外交活动，必须在这方面努力。最后，他指示我，一面办理出国手续，一面尽量了解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和有关国际活动的知识。

　　听了恩来同志这番话，我觉得眼前隐隐地展现出一条道路，正待我努力学习，向前奋进。为了使我早日成行，恩来同志亲自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长交涉，为我办理出国护照。他还特地给在新疆的张治中写了封信，情求关照，以防国民党特务在途中捣乱。另外，他又给我写了一封证明信，证明我是中共党员，以便我出国后与各国共产党接洽。

　　我和朱学范到达莫斯科那天，恰好是会议的最后一天。由于我们的到达，会议延期一天听取我们的发言。我代表解放区工会，作了《反内战、反独裁、反卖国，要独立、要和平、要民主》的发言，得到各国进步朋友的支持。

　　按照原定计划，参加这次会议后我即赴欧洲各国。但是，由于遇到一些具体困难，一时还无法到欧洲其他国家去，我只好暂时返回国内另作打算。

　　1946年7月下旬我回到了上海。恰巧，恩来同志也从南京到了上海。我在汽车里向恩来同志作了汇报。他听过汇报后指示我，先留在上海，一面在“周公馆”里作组织工作，一面继续争取“劳协”，促进中国工人运动的统一，同时寻找机会再作出国的努力。

　　这一年深秋，我给世界工联总书记路易·赛扬发了封电报，反映了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工人的情况，并表示希望到巴黎当面谈谈中国工运情况。赛扬很快回电表示欢迎。我把这情况报告恩来同志，他很高兴，嘱我争取同朱学范一道从香港出国。离沪前，恩来同志一再叮咛，到欧洲后，要依靠华侨以及中共党的组织，与英法及欧洲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会组织建立广泛的联系，争取留在那里的时间越长越好。由于朱学范要留在香港一段时间，我于1947年初，只身一人从香港去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