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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 炜：我的西花厅岁月

　　“赵炜，你要照顾好大姐……”一双瘦得几乎皮包骨头的手从被子下伸出来，紧紧握住赵炜的手，1975年11月初的一天，赵炜陪邓颖超去医院探望刚刚作做完一次大手术的周恩来，已被病魔折磨得不足百斤的周恩来把心里最沉甸甸的嘱托交给了赵炜。

　　赵炜清楚，周恩来在自己最后时刻做出的那番嘱托意味着什么。30年前那个寒冷的1月，她搀扶着邓颖超，与周恩来作了最后告别;14年前，像女儿对母亲一样，赵炜又服侍邓大姐走完最后一程。从1955年至1976年总理去世，她为总理工作服务了21年;从1965年起她又任邓颖超的秘书，直至1992年邓颖超去世。

　　有人说，只有近距离感受到的伟大才可称其为真正的“伟大”——光环褪尽、还原为生活中的普通人后，他(她)所折射的人性光辉才是最震撼、最持久的一种力量。而赵炜眼中的周恩来，便正如此。

　　记者◎李菁

　　安宁而温暖的西花厅

　　1955年1月，从部队转业到国务院机要处不久的赵炜，被调到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工作。她至今清晰记得第一次见总理夫妇的情景。

　　“那天，周总理就像我们在报纸照片上常见的装束——身着灰色中山装，脚上一双黑皮鞋。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春日，邓大姐穿的显得有些多:一件带花的薄呢子大衣，脚上是蓝呢面棉鞋，头上还包着一块当时非常流行的花方巾。”

　　身边的卫士向总理简单介绍了赵炜的情况，握手之后总理问了赵炜几个问题，“我的手心直冒汗，声音也有些打颤”，周总理微笑着说:“不要紧张，我是总理，你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咱们都是同志。”

　　周恩来夫妇所居住的“西花厅”紧邻中南海西北门。邓颖超后来在一次跟赵炜散步时告诉她，周恩来最初住的是丰泽园，后来毛泽东要搬进来，周恩来偶尔路过这里，一下子喜欢上了盛开的海棠花，便搬到了这个小院，一住就是26年，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又生活了16年。“有人认为恩来喜欢马蹄莲，其实我们俩都最喜欢海棠花”，邓颖超这样告诉赵炜。

　　到西花厅，赵炜的第一个感受是那里很多人的工作时间和别人不一样。周总理习惯夜里办公，最早也要到凌晨二三点。据说以前中央曾请刘伯承给周恩来当参谋长，刘伯承听后急忙说:“恩来熬夜的本事实在大，我可熬不过他，还是另请他人吧！”上午基本是周恩来的休息时间，秘书们的作息也跟他一致，所以西花厅的上午大多是静悄悄的。

　　西花厅一天的繁忙是从总理起床时间为起点:先是忙着请示汇报的秘书们——五六十年代，周恩来总共有20多位秘书，负责联系不同的部委，周恩来办公桌左手下有一排标有秘书名字的电铃按钮，便于找这些秘书。“文革”后，这些秘书只剩下两位;遇到急事，男秘书们干脆把总理堵在

　　“总理平时有两件东西是从不离身的。一件是他的那只老手表，另一件是办公室和保险柜这两把钥匙。”赵炜回忆。周恩来的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他自己一把，值班秘书一把，值班警卫一把，连邓颖超都不能“私自”进入他的办公室。或许是早年革命生涯沿袭下来的习惯，周恩来的钥匙几乎24小时不离身，平时放在衣服口袋里，睡觉时就压在枕头底下，出国时才交给邓颖超保管，“大姐把钥匙放在信封里，为了避嫌，特意用钉书器把信封口钉上，等总理回来后再完璧归赵。”

　　平时，周恩来都是亲自取放保险柜里的东西，至于里面究竟放了些什么，邓颖超也从不知晓。在总理身边工作了21年的赵炜有过两次打开保险柜的经历，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周恩来让赵炜将里面存放的三个存折取出送交中国银行保管，三个存折累积40万元的存款是解放后国家给傅作义的补贴，“文革”一起，傅作义怕红卫兵抄家便在前一天晚上送到周恩来这里保管。第二次开这个保险柜时已是周总理去世，来清理遗物。“说实在的，这次打开保险柜很出乎我意外，因为里面根本没有任何重要的东西。”总理是个保密意识很强又很细心的人，赵炜推测，他一定在住院时就把里面的重要东西作了安排。

　　周总理有一个清嗓子的习惯。晚上，只要夜间从外面回来，在西花厅前院一下车他就要咳两三声，一听到这个声音，值班室的人马上知道总理回来了。赵炜还是后来从邓颖超那里知道，原来周总理这种进门前先咳嗽的习惯是30年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养成的。那时他们住的院子没有电铃，回来晚了不敢高声叫门，就以咳嗽两声为暗号。后来虽然转战南北，这个习惯一直保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