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国务活动家周恩来同志，由于长期工作劳累，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折磨摧残，终于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离开了党、人民和他的战友和同志们。哲人虽逝，风范和业绩永存。追思以往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的工作情景，更加激起我对他的深沉的崇敬和缅怀。

　　一

　　我在国家计委工作期间，曾于1955年、1958年和1961年，三次率我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第一次是参观考察苏联的战时经济动员工作；后两次是为了重新调整和具体落实苏联援助建设的156个工程项目。这三次工作都是在周总理以及陈毅、李富春同志的直接部署和指导下进行的。1958年12月我们到达苏联不久，周恩来同志率领我党中央代表团，出席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我们得以在莫斯科直接向他汇报关于谈判进行的情况和解决方案，最后由他拍板定案。

　　在苏谈判期间，周总理还详尽地指示我们：对156项工程，在规模上，何者要增，何者要减；在进度上，哪个推后，哪个提前，要一项一项地具体研究落实。他主张为了减轻苏方的负担，也为了节省国家外汇和发挥我方设计与制造设备的能力，凡我国能自行承担的部分，都缩减下来。同时要求制定设计与设备分交的具体方案和完成的进度，以便双方协作和密切配合。对谈判和发生争执的问题，周总理指示我们，一要坚持原则，该争的必争；二要顾全大局，该让的就让。经过我们与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为阿尔希波夫)的认真而严肃的讨论协商，有的也经过一定的辩论和争执，最后全部达成协议，并向周总理汇报定案。在定案之前，他曾反复征求我代表团中各工业部门负责人以及各部驻莫斯科代表们的意见。在定案之后，他还特别指示我们，务必将协议草案经由驻苏使馆电告北京，经过中央和国务院的批准，才能正式签字。由于周恩来同志的直接指导和支持，谈判任务完成得较为顺利和圆满。

　　在此期间，我和中国其他代表团的团长一起，随周恩来同志出席了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听取了赫鲁晓夫的报告及苏斯洛夫等人的发言，了解了苏共代表大会的进行情况和会议气氛。会后，我又随周恩来同志参加了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大厅专门为他举行的宴会。那天的宴会，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包括赫鲁晓夫、苏斯洛夫、米高扬、柯西金等，全部到场。赫鲁晓夫祝酒，相当勉强地致词欢迎。周恩来同志仍是落落大方地致词答谢。从致词和宴会的气氛中，可以明显地感到，在还算热情的表面下，潜藏着双方的隔阂与分歧。自赫鲁晓夫前不久的中国之行，由于我方拒绝苏方关于建立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等不合理的要求后，双方关系虽未公开对立，却也颇为紧张。从对我们代表团谈判工作的指示精神，以及参加苏共二十一大及苏共中央宴会的经过可以看出，周恩来同志不愧为伟大的政治家、外交家和解决困难的能手。他善于把坚定的原则性与足够的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真正做到了不卑不亢，大智大勇，既进行了必要的斗争，又坚持了尽可能的团结。

　　二

　　1959年年底至1960年年初，我和国务院几个经济部委的负责同志一起，随同周总理赴哈尔滨，又转赴广州，参加东北、中南两个大区的经济协作委员会的会议，安排和规划这两个地区的长远经济发展计划，解决各项有关的具体问题。

　　在东北协作区的会议上，东北三省的负责同志热情很高，考虑了整个地区的发展远景目标和主要要求。除了一般工农业生产建设和社会文教发展的设想外，特别提到的长远目标有两线、两港、一河。所谓“两线”，就是在现有的哈尔滨到大连和沈阳至北京的铁路干线之外，在西部由白城子至山西集宁，再修建一条沟通关内外的铁路干线。在东部由佳木斯南下到通化再修建一条沟通南北的铁路干线。所谓“两港”，就是在现有大连海港以外，再修建营口、东沟两个外运的港口。所谓“一河”，就是在松花江及辽河的分水岭地带，开通一条南北运河，引松花江水南下，增加沈阳及周围地区的生活和工农业用水的供应，并以松花江的清水，冲刷辽河河道，减少泥沙淤积。

　　对于这些在“大跃进”的高速度、大规模建设思想影响下提出的庞大计划，周总理表示完全理解，在原则上予以肯定和支持。因为考虑到长远发展，以及东北经济运行中严重的运输紧张和水资源不足，这些设想都是有道理的。但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总理耐心地进行了说服和解释，认为这些巨大工程，决非一个五年计划甚至更长一些时间所能办到的。因为建设规模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既考虑到需要，还要考虑到可能。在30年后的今天看，白城子到集宁这条铁路已经建成通车，营口港也已基本建成。而东沟港和松辽运河以及东线铁路，仍在开始筹建和逐步落实中。可见，当时周总理认为这些建设是必要的旭不能要求过急，急于求成，是完全正确并符合后来发展的实际的。总理当时在会议上还从另一方面提出问题，认为东北重工业多，城市多，为了满足生活供应，大力加强农业和轻工业，改进和完善商品流通，是今后一两个五年计划里要着重安排和解决的重要任务。这样便扭转和端正了东北协作区会议的方向和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