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广州召开的中南协作区会议，同样是在当时“大跃进”的空气之下进行的。各省提出很多关于建设重工业方面的设想，比如广州钢铁厂、湖南钢铁厂，很多大型水力发电站，以及要在广州建设万吨级至少是3000吨级的锻造水压机等。对此，总理仍是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反复地、耐心地进行说服解释。他指出，中南地区大，人口多，首先得把农业搞上去，要根据市场需要以及原料供应条件的可能，使轻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提高。至于钢铁工业等，并非不需要，而是受到矿石、煤炭、运输等条件的限制，只能逐步上马，由小而大，决不能一哄而起，齐头并进。事实上，那些重工业项目，后来有的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才逐步建设起来。当时周总理的指导思想和求实精神，是完全正确，颇为可贵的。
这个时候，周总理正在考虑青藏铁路的修建问题。为此，在中南区会议后，他特意把当时西藏自治区主要负责同志及铁道兵的一位负责同志找到广州，要我和他们两人组成一个研究小组，专门筹划此事。总理明确指示，这条铁路的建设，对发展西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密切西南边疆与内地的联系，沟通与西南各友好邻邦的往来等，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总理曾和我们三人一起，按照五万分之一的地图，初步设想了这条铁路的起点、终点、走向、经过地段的城市与乡村，了解了沿线的土壤、水源、风雪和自然生态等情况。并指出此事要早做规划和准备，具体实施还得等待一定时机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而今青藏铁路已经建成相当的一段，由西宁经大小柴旦到达格尔木，定的正是当时初步设想的选线方案。这也证明，总理胸怀全局，全面筹划国家建设，既高瞻远瞩，又时刻贯穿着求实精神。
三
由于自然灾害及主观上的失误，我国国民经济从1961年起，处于严重的困难境地。为此，党中央提出要以3年时间，放慢发展速度，进行经济调整，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但是，当时有许多人对困难估计不足，所以对调整的决心不大。1961年过去了，调整工作收效甚微。中央于1962年5月，再次召开会议讨论进一步动员部署，要求下大力进行这项工作。政治局常委决定，由总理、几位副总理亲自下到各地，具体指导和严格督促。东北地区重工业多、城市多，情况复杂，困难尤其严重，为此总理主动提出，他负责前往东北地区。李富春同志负责华东，李先念同志负责中南。薄一波同志留在北京，除处理日常工作外，并负责华北的调整工作。
为进行充分的准备，总理派我率领包括国务院各工交部门的副部长、司局长等80余人的工作组，先行前往沈阳，经过一段准备工作后，他再亲自前去，最后审查定案。当时，东北由于农业歉收减产，城乡粮食供应全面紧张，大中城市的粮食、副食供应尤其困难。几乎全部轻工业消费品短缺，价格高涨。工交企业生产的“食粮”--煤炭、电力的供应亦十分紧张，只能间断地开工。工农业的机械动力设备严重损坏，辅机配件不足，无力修复。农村三力(人力、畜力、地力)大大减弱，生产上不去，有的田地陷于荒芜。我们工作组在东北局的直接领导下，和三省的有关同志，掌握和分析了大量的调查统计资料，根据中央精神，研究调整的具体方案。周总理在北京曾提出三项具体调整方针，要我们到东北后研究落实。这就是：(一)在整个经济布局上，要缩短工业战线，拉长农业战线；(二)在工业系统，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拉长生产战线；(三)在机械设备方面，要先辅机，后主机，先维修，后制造。这是非常正确的方针。我们正是据此调整和安排东北工作的。
调整工作中最困难的任务是精减工矿职工，压缩城市人口。根据中央的要求，东北地区需要精减职工200万，压缩城市人口300万。精减职工，压缩城市人口，必然牵涉到职工生活、家属安排以及到农村后的住房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很棘手。当时为确保鞍钢、大庆油田等重点大企业的充分开工，对于地方所有的几千个小型企业，包括“大跃进”中新建的小钢铁、小纺织等所谓“小土群”、“小洋群”一类的企业，分别情况，实行“关、停、并、转”。对此，一些地方同志感到痛惜，舍不得。这样一来，精减工作就更难进行了。虽然调整方案已研究拟定，但经过大约一个月的工作仍未落实。这时，周总理带领工交系统的几位部长，亲自来到沈阳。他立即听取我的详细汇报。在长达7个小时的汇报中，总理始终精神饱满边听边问，一面记笔记，一面思考。总理充分肯定了我们的准备工作，随即和东北局及三个省的负责同志，进一步研讨克服困难进行调整的办法。他耐心地进行说服解释，并对照全国的情况，分析东北的问题。他说，除坚决调整外，别无出路。他提醒大家，难道让鞍钢、大庆、三大动力制造、汽车和飞机制造等都停止生产，以保证那些“小土群”、“小洋群”吗？难道我们对工矿企业和大中城市的粮食、副食及日用消费品供应严重不足束手无策吗？总理经过两三个星期的工作，才说服了大家，落实了调整方案，并要求立即付诸行动。回北京后，我将这次东北地区的全部调整工作，写出一个详尽系统的报告，经总理和富春同志转报中央常委，得到肯定和赞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