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工作，上述各项调整任务和要求全部完成。自1964年起，东北经济情况大为好转，城市、农村又有了欣欣向荣的气象。1965年春节，沈阳车站堆的白条猪肉象一座小山。当然，从后来事实看，这次调整也有一定的副作用和后遗症。比如一些小工矿、小设备遭到搁置和损坏，有些职工下放后的工资补贴等纠缠多年，难以解决。但是，扭转那样困难的局面，转危为安，不调整、不精减下放是不行的。

　　四

　　从1963年起，我被调到东北局工作。1966年12月和1967年4月，我曾两次来京，受到周恩来同志的接见。1966年12月，我和沈阳的一批红卫兵“造反派”来京，解决他们要查阅东北局的全部档案问题。开始时，我代表东北局说服他们，决不能砸档案库，看档案也得经过中央批准。他们听不进去。到京后，周恩来同志接见了他们，反复地耐心地进行了解释工作，既表示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又要求他们不要越格，更不要采取暴力手段。最后决定回沈阳后，由我负责，挑出一部分有关的档案，允许他们派代表去查阅，不许带出库外，不许乱翻乱抄。1967年4月，东北局及沈阳军区的领导，为解决东北地区“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来京，受到周总理接见。他反复细致地分析了全国及东北地区的“文革”形势，指出东北局和沈阳军区必须团结合作，不能搞分裂，以免影响群众，造成对立和武斗。军区要支持东北局继续领导“文革”运动，并抓好工农业生产。他的谆谆教导，不能不使人深深感动。可惜他的话，不幸而言中。到7月初，由于林彪、“四人帮”的蛊惑煽动，终于造成双方分裂，使东北局步全国各中央局之后，也陷于瘫痪。自此，全东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混乱和武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破坏。

　　1966年12月，在人民大会堂我还单独受到过周总理的一次接见。当时，他暂住在大会堂。他边吃饭边和我谈话，要我当场挂长途电话，向东北局领导同志传达他的意见，并要得到回话。当时，总理因睡眠不足，过度疲劳，已消瘦很多，声音嘶哑。他吃的是糙米饭，几片腊肉炒青菜、一碗豆芽汤。看到这些，我内心十分感动和不安，象这样子，他还能支持多久！到“文革”后期，他果然患了不洽之症，但仍然日理万机，支撑大局。他为了稳定局势，尽量减少损失，尽可能保护党和国家的利益、保护革命干部和群众，不惜委曲求全忍受着林彪、“四人帮”对他的诬蔑和折磨，坚持工作、坚持斗争，直到最后一口气。他真称得上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是1975年6月，在邓小平同志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批准我的请求，解除流放和监管、恢复人身自由的。但因“四人帮”分子刁难，一直拖到1975年12月底，我才辗转回到北京。可是，没过几天，总理就逝世了。我竟未能在这最后的日子里再见总理一面，甚至还不许我瞻仰他的遗容，向他最后告别，至今想起，仍旧非常痛心和遗憾。

　　周恩来同志那种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善于把原则性与灵活性巧妙结合的领导艺术，那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优良作风，那种伟大的革命精神和气魄、高尚的党性和品德，他一生的光辉业绩，将永垂不朽，永留芳香。

　　《我们的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