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1946年9月16日，周恩来和李维汉（右）、郭沫若在中共代表团驻上海办事处门前合影。（图片来源：周恩来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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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图片：1975年1月，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抱病作《政府工作报告》。（图片来源：周恩来纪念馆）

　　编者按

　　今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30周年的日子。带着对他的深切怀念，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多位老外交官，他们都曾给周总理做过翻译。就让我们跟随着他们的动情叙述，去感动、去怀念……

　　我见总理最后一面

　　《世界新闻报》记者 殷立青 吴 倩

　　●“伊朗的阿什拉公主对周总理非常敬仰，所以她提出一定要去看周总理。那次是最后一次见总理，当时他脚肿，穿了一双很大很大的特制布鞋……”——华黎明

　　●“过去，周总理签字是很快的，但是这一次签字，他费了很大劲，可以说是一点一点写出来的。他的手一直抖，‘周恩来’三个字花了很大劲和毅力才写出来。”——程瑞声

　　最后一次签约

　　总理的手一直在抖

　　施燕华(前驻卢森堡大使)：

　　我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是在他去世以前的最后一次外事活动中。1975年7月1日，中国同泰国建交，同泰国的建交公报是由周总理和泰国总理两个人亲自签的。那时候总理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双方就在北海对面的305医院里会见的。

　　我们进去后看到，总理因为脚肿，已经不能穿皮鞋了，他穿的是布鞋。像我们这样的普通工作人员，总觉得总理好象身体平常挺好，没想到总理病成了这样。但是，在接见外宾的时候，他还是打起精神来，就像健康人一样，讲话的思路非常清楚。谈完之后，他就跟泰国的总理一起签了建交公报，然后他们一起合影留念。拍完照之后，他们又握手告别，泰国的外宾以及我们中方的几个领导都一一跟他握手。

　　当时，我们翻译站在后面，我觉得自己是小同志，不敢上去跟他握手。而且我觉得总理很累了，想让他能快点休息，所以我就往外走。这时候，总理突然把我叫住了，他可能记不得我的名字了，他就说：“哎，你怎么走了？”我就转身回来，走到总理身边，总理握着我的手说：“你回来了。”我非常吃惊！因为1971年的时候我作为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被派到联合国。没想到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他居然还记得我被派出去这件事。

　　程瑞声(前驻印度、缅甸大使)：

　　在文革期间，我曾负责中国和马来西亚、菲律宾还有泰国的外交事务。1975年7月1日中国和泰国建交，当时泰国总理是克立·巴莫。而周总理这时已经病得很重了，根本没法出院。本来当时的代总理邓小平是可以签约的，但是克立·巴莫提出来要和周总理签约，那就只能到医院去。后来是到305医院签的字。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周总理。过去，周总理签字是很快的，但是这一次签字，他费了很大劲，可以说是一点一点写出来的。他的手一直抖，“周恩来”三个字花了很大劲和毅力才写出来。这也是他签的最后一份公报。

　　最后一次演讲

　　总理的脸庞异常削瘦

　　江康(外交部前礼宾司司长)：

　　最不平常、最使我激动的是1974年的国庆招待会，这是总理最后一次出席这种大型招待会，当时我有幸参加了这次招待会的礼宾工作。之前，我们知道总理已经生病了，都盼望着总理能够康复，来主持这个招待会。

　　当总理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同志们克制不住自己兴奋的心情。当时总理的脸庞已异常削瘦了。如果按一般的惯例，周总理要发表一个国庆致辞，由于总理的身体比较虚弱，大家就请求他不要讲了，但是周总理还是坚持要讲。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要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繁荣的社会主义强国。总理的讲话多次被听众的掌声打断，他讲完后，大厅里又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当时大家都期盼着他能早日康复，但是很遗憾，这次讲话成了他最后一次讲话了。

　　还有一个最令人悲伤的场面，就是1976年1月9日，向总理的遗体告别。那是个星期天，我正在家里的时候，突然礼宾司的一个同事通知我，马上到北京医院去，向总理的遗体告别。当时正式的遗体告别仪式还没开始，就是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医护人员、警卫人员等向总理遗体告别。我看到总理的遗体仰卧在鲜花丛中，脑子里想起总理对我们的谆谆教导，和过去跟随总理工作的一些情景，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眼泪不禁流了出来。

　　蔡方柏(前驻法国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