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病重，周总理往日洪亮的声音已变得十分微弱，有时他说出话来就连邓大姐也听不清楚。这时，如果让他再重复那些话就太费精神了，所以周总理就说，“让赵炜当翻译重复一遍吧”。有一天，周总理突然对邓颖超说:“我肚子里有很多很多话没给你讲。”邓颖超看看他也说:“我也有很多的话没给你讲。”两人只是心有灵犀地深情对视着，最后还是邓大姐说:“只好都带走嘛！”周恩来沉默无言。

　　“(1976年)1月8日早上一上班，我打电话告诉他们(医院值班人员)，说8点半邓大姐吃早饭，上午先不去了，下午再去，然后问情况如何，对方告知还可以。但半个小时后，值班打电话来，语气一连串地急促:‘赵炜，快来快来！不好了，不好了！’”

　　赵炜一下子明白，最后的时刻已经到了。邓颖超迅速向病房赶去。来迟了！没来得及跟丈夫作最后告别的邓颖超一下子倒在周恩来身上，边哭边喊:“恩来！恩来！”

　　医生仍在抢救。9点57分，监视器上划出一条直线，总理走了。病房里原本隐忍的哭声顿时成了一片号啕，邓颖超哆嗦着双手摸着周恩来的面颊，轻轻地吻了一下他的额头，无限哀伤地哭着:“恩来，你走了……”赵炜说，值班的同事告诉她，在去世前一天，周恩来在邓颖超走后一直显得心神不定，眼睛来回看，好像在找什么，问他有什么事，他也不说，只是摇摇头；让他休息，他也不闭眼。当时大家都感到有些奇怪。现在想起来，总理那天四处看来看去，一定是在找大姐，大家有些后悔当时没有把她喊过去，让这一对经历了风风雨雨的革命伴侣见上最后一面。

　　震动世界的悼念

　　“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时候，我们没想到，一点也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一直陪伴在邓颖超周围的赵炜一想起那天的场景，仍心绪难平:“那天刚出北京医院，就看到外面已经有人聚集，再一拐到王府井南口往西，北京饭店的位置，一看外边怎么那么多人，里三层外三层，因为我和大姐坐的车是用纱帘挡着的，我就扒开窗帘，说，大姐你看，外面人特多！”或许是不愿看到群众在寒风中受冻，邓颖超一再催促前面开路的警车快走。但当时也没通讯工具，所以这一段路，整整走了一个多小时，也成了撼动人心的历史一幕。

　　就在当年的4月5日，发生了著名的“天安门事件”，数百万群众自发悼念周恩来。

　　1981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据最新一期《三联生活周刊》

　　《让我们的血流在一起》

　　1976年4月4日，广场上到处挂着纪念周恩来的花圈。上午十时左右，广场东宫北侧一群人抬着一位青年，并向他发出阵阵欢呼，他用白布缠着的手向大家展示他写的血书:“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将用鲜血和生命誓死捍卫您！”人们争先恐后同他握手致意。在场的许多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作者将这一难得的动人场面拍摄下来。这幅作品成为震惊中外的“四五运动”真实写照的代表性力作。

　　解密

　　“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1978年10月到11月，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召开。会议期间，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又一次提出来了。11月15日，《北京日报》刊登了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报道，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段话，也在这个有4000字左右的报道里面。新华社敏感的人们，立即发现了其重要的新闻价值。

　　新华社北京分社周鸿书同志参加了市委的会议，当晚他拿来了一个稿子，大约有3000字，里边提到了天安门事件。国内部的同志觉得应该突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搞成一个短新闻。时任新华社社长、副社长的曾涛、穆青，以及国内部主任杜导正在反复商议后拍板决定单发。关于这则电讯稿的标题，穆青与曾涛、杜导正经过了反复的商量，最后确定了《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这个标题。穆青回忆说，当时中央和北京市委都没有说“平反”两个字。《北京日报》只提“完全是革命的行动”。所以，用这个标题是有一定风险的。

　　曾涛与穆青之间，也为是否请示中央这个问题，电话来往不断。到晚上7点临发稿了，曾涛同志又打电话给我，说:怎么样，穆青？下决心就这么发好不好？我说:好啊，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么发。曾涛像是开玩笑地跟我说:如果这篇稿子出了问题要坐牢，你可得陪我一块去。我说:行，我跟你一块去。那天，我整整担心了一晚上。但是，第二天也没有什么事，而且反应是一片欢呼。